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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保 荣70后，文学博士、博士后，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核心或CSSCI系统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1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文摘或年鉴转载摘录。曾获中国文联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著作类）、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艺术类）等省级以上奖励。学术专著有《“启蒙”民国的“暴力”叫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主编《民国广东与中国现代文学》。
杨 芳
80后，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散文诗学会理事，有诗歌、散文发表于《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报告文学》《诗选刊》《华夏》《中西诗歌》《中华文学》《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散文诗》等。出版诗集《独自的情节》《寂静的时刻》，散文集《风声如诉》。有作品入选《中国散文诗年选》《广东青年作家诗歌精选》等。曾获多项省市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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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保荣：杨芳好，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肇庆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作为明清两广总督府的时间有180多年。《特区文学》的“大湾区文学地理”栏目找我们两个来做肇庆文学的对话，难道因为我们都是肇庆人，您是记者，见多识广，而我是学者，博览群书的缘故？
杨芳：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而且您是评论家，我是作家，刚好反映了作协不同的人员构成与思维方向。
黎保荣：是的。栏目以“大湾区文学地理”为名，这样的想法具有一定意义。但是我们做学问的非常讲究问题意识，我觉得应该思考几个相关的问题。一，什么是文学地理？二，谁的文学地理？三，怎样的文学地理？四，文学地理中的作家走向如何？五，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六，文学的去地理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如何？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地理？就历史来说，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法国泰纳的《艺术哲学》里，他就提出影响艺术的三个因素：种族、环境、时代。其中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与政治环境，而物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然环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大概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学说萌芽。在中国，“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是著名学者梁启超这个广东人首次提出的，而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对中国古人关于文学地理的片断言说进行条理化，但也不成系统；在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的1986年，金克木以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重启这一领域的名正言顺的研究。而1989年，曾大兴发表论文《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正式开启文学地理的实证研究。而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据我所知，杨义1986年出版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有着文学地理学的视野，只不过他当时并未明确使用这个概念，到后来他的论著的相关意识就比较强了，如《京派海派综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而严家炎1995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是中国较早、较集中研究文学地理、区域文化的丛书。而就研究对象与任务而言，根据有关资料，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了它的研究任务，这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人生、精神、创作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流派、社团、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地理以“南北”分界，而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文学地理则除了分“南北”，还分“东西”即中西（中外）。“东西”地理这一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借鉴、吸收、转化，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新、开放与繁荣。在此意义上，肇庆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家钟道宇的最新创作《仙花寺》建立在既借鉴“南北”，又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有着较为敏感的文学地理眼光。
杨芳：是的。“文学地理”，顾名思义，是从特定的地域生发出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可辨识度强、地方特性浓郁的文学样式、类别。肇庆古称端州，地处西江中游，东接广佛经济圈，西连大西南，地缘区位优势突出，历史悠久，文物蔚盛，风景特异，物产丰富。所以明代的黄瑜甚至称之为“岭峤南来第一州”，徐渭也说“古来谁不重端城”。
黎保荣：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谁的文学地理？因为在不同的视野下，大湾区的文学地理的位置是不同的。
在世界文学地理中，我们发现西方（外国）更倾向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对中国文学并不特别重视。外国比较关注的一是古代文学，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如李白、杜甫、苏轼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聊斋志异》等古代小说。二是近现代文学，有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张爱玲、林语堂、沈从文、老舍等作家。美国著名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就得名于研究梁启超的列文森。被赋予较多关注的是鲁迅，他不仅被国外众多学者研究，还被作为国外某些社会运动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日本）。而且没有什么国外作家承认自己的创作受中国作家影响，但是大江健三郎等作家曾承认受到鲁迅影响。三是当代文学，有莫言、余华、韩少功等作家。（中国近现代文学之所以被投射以更多关注，主要是经典化的时间长、程度高，而由于当代文学依旧在持续，故此也有可能后来居上）。换言之，在这种世界文学地理视野下，大抵没有给大湾区文学留下位置。而在中国文学地理版图里，大湾区文学处于边缘地带，占主导的都是北京、上海、江浙、陕西的作家。那么，在当下的大湾区文学地图中，毫无例外的是广州、香港、深圳占据前三位，其它城市的文学居于次要地位，肇庆文学也如此。
杨芳：是的，肇庆文学无论在哪一个层次的文学地理那里，都是比较边缘化的。
黎保荣：那么，我们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怎样的文学地理？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几个维度来分析。
一是文学与文化的维度，即文学地理与文化地理的关系如何？
肇庆比较有影响的文化有几种类型。其一是宗教、信俗文化。如六祖惠能、利玛窦、石头希迁、龙母、荣睿。鉴于云浮1994年才从肇庆分出来，一直以来都属于肇庆，而且文化不会因为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而完全断裂，何况肇庆现存的梅庵、六祖寺、六祖禅院都与六祖惠能有关，故此不妨把生于云浮新兴的唐代禅宗六祖惠能纳入肇庆文化的版图。惠能的世界影响自不多言，我们来谈一下利玛窦。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肇庆，并在肇庆居住了六年时间。在当时那么封闭的年代，他这样一个洋人能够在肇庆得到安身之地，足以证明肇庆文化的开放性。他在肇庆传播教义、科学、文化，他在肇庆建的教堂“仙花寺”研制了中国内陆第一座机械自鸣钟。在肇庆，利玛窦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此，北京中华世纪坛有影响中国的100位历史人物雕像，其中只有两位外国人，一个是马可波罗，另一个就是利玛窦。肇庆作家在这个层面的创作，应该说利玛窦、六祖惠能、龙母都有人写过，如钟道宇、何初树等，但是就纯文学作品而言，我更欣赏钟道宇写利玛窦的长篇小说《仙花寺》。
其二是学术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大概由于地理位置与教育学风的原因，肇庆籍的文化名人以学者居多，作家甚少。如汉朝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唐朝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末代进士、康有为的弟子、中国第一批甚至最早获得留美博士学位的陈焕章（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代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及其家族，岭南画派宗师黎雄才，世界桥梁专家邓文中等。肇庆作家对此没有多少创作，杨桦、尹洪波写黎雄才的剧作《烟雨丹青》，以及您发表在《华夏》的《邓文中：情系祖国，一生为桥》聊胜于无。
其三是政治文化，如宋徽宗赵佶、包公。如果把革命文化包含在政治文化之内，那么叶挺在肇庆率领独立团北伐，余汉谋抗日，农民运动领袖周其鉴的革命都很重要。肇庆作家对此领域几乎没有成熟的创作，音乐剧《青天之端》算是其中之一。
其四是文物、器物文化。如端砚、广绿玉（日本绿）、裹蒸、金渡花席等器物。而肇庆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梅庵、七星岩摩岩石刻、宋城墙、阅江楼、德庆悦城龙母庙、德庆学宫，都值得一提。我在诗集《一张相片的自画像》里用几首诗歌刻画了我对梅庵和宋城墙的感受。肇庆文学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层面的小说创作，尤其是端砚题材长篇小说，覃志端和钟道宇属于其中的佼佼者。覃志端有端砚题材长篇小说《宝砚庄》《宝砚庄》（第二部），钟道宇有端砚题材长篇小说《紫云》《即墨侯》，以及短篇小说《砚痴》等。例如钟道宇的《紫云》，小说的题目可谓以少总多、含蕴精粹。所谓“紫云”者，大概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主人公紫云；二是端砚的别称“紫云”；三是如紫云（云彩）一样聚散无定、变幻莫测的（家族）历史与人生。小说就是以器物紫云（端砚）为线索，以人物紫云为内容，以史的紫云为意蕴，营构出一部端砚文化史诗和端砚家族传奇。《紫云》里着墨最多的程家，不是大家族，而是靠采砚、刻砚、卖砚而勤劳致富的中小家族。大家族是以往家族小说的主要写作对象，而《紫云》恰恰相反，注重中小家族的民间情怀、凡人琐事，以一种小历史小传统与以往的大历史大传统形成对比，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小说《紫云》并不因为小家族、小人物、小历史、小传统的“小”而显得“狭隘”，反而化“小”为“精简”。除了精简的人物（紫云）、精简的线索（端砚）之外，小说更营造出精简的故事内核，就是“夺爱”（夺爱砚、夺爱人），并以“夺爱”来连接整个家族的历史。该小说以地域文化为题材，但是意蕴超越地域文化，直指家族历史、人生与人性。也许正因此，《紫云》才获得了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
其五是自然文化。如西江、羚羊峡、鼎湖山、北岭山，以及不同县区的地域文化。如林炳坤写故乡封开的封溪系列小说，徐金丽的诗歌《再次写到西江及其他》。
换言之，肇庆几乎每一大类文化，都有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表现。文化地理大于文学地理，而文学让文化更生动。一般来说，文学比较发达的地方，文化也发达；而文学比较薄弱的地方，文化程度一般也不见得很高。只不过，也有例外，例如肇庆的文学不够发达，但是历史文化底蕴却比较厚重。
杨芳：是的。文学地理与文化地理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文化更广义，更稳定，更丰富，延续性更强，变化也是缓慢的，它是一个长期作用的过程。而文学是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它归属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有可能是短期内生成或促成的，如惠州惠城“中国小小说之乡”的形成，深圳宝安31区打工作家村、东莞樟木头作家村的形成。
黎保荣：好的。我们来谈另一个维度即文学类型的维度，这是指大文学、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含网络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地理？所谓大文学，或者像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那样把经学、文字学、史学、诸子哲学纳入进来，或者像杨义那样把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少数民族文学纳入研究，或者像古代的文章概念一样，把书信、日记、碑文等都算进来。鉴于大文学过于芜杂，我们的论述主要是指纯文学，涉及通俗文学。
杨芳：我也这样认为。
黎保荣：三是文学文体的维度，即指肇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通俗文学的创作。我从2016至2019年底，曾经在《肇庆学院学报》主持过三年多的“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专栏。肇庆当代文学，如钟道宇、林炳坤、邹月照、覃志端、何初树、李罗斌、路魆、梁宝星等的小说，赵凤平、张东升、陈锦润、文一、唐希明、林盛彬、唐文明、钟道宇和你的散文，徐金丽、白炳安、八炎奎、蔡俊、苏泽明、高世现、你和我的诗歌，都各有特色。而知名法官、诗人陈陟云从佛山调到肇庆工作，可谓为肇庆诗坛添了帅才。他在肇庆连续办了两届“南方诗歌节”，一次“女性诗歌周”，一次诗歌研讨会，为肇庆文坛的全省全国影响力做出了贡献。
这里要提一下林炳坤。他是肇庆封开人，1950年生，广东肇庆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1987年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半年，之后又到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他创作有话剧《晨星》《律师的自述》《婚恋奇情》等。他曾与张富文合作出版报告文学集《时代的风流》。但是，客观而言，林炳坤的短篇小说最具特色，他的小说《夜半吉他声》获得省创作评选优秀奖，小说《书签》在1981年获得广东省第二届新人新作奖二等奖。我想用英雄传奇、人才问题、地方色彩来概括他的小说创作。从历史层面来看，英雄传奇是林炳坤小说的一大特色，以《匪碑》《牛戏》为代表。如果说英雄传奇是抗战＋情爱的历史叙事，那么关于人才问题的《书签》《弃雀》则是从现实入手，前者还是具有时代感的改革＋恋爱的现实叙事，属于改革小说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另外，是他的小说的地方色彩，这属于艺术手法层面。由于林炳坤喜爱汪曾祺，就像汪曾祺喜写故乡高邮一样，林炳坤以家乡封开为故事背景，写作了封溪镇系列小说，或多或少致力于风土人情的描绘，彰显岭南地域特点。除了上述的《匪碑》《牛戏》《弃雀》，林炳坤的其它小说如《龙虱》《马疯》《虾笛》《鸟嗻》《祭蛤》《斗猪》《盲猫》等等都清一色地属于封溪镇系列小说。
杨芳：我想做一些补充。说到肇庆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西江文艺》杂志。而就文体来说，过去，肇庆在戏剧方面是有过辉煌时期的。我踏入社会后，所获的第一个市级的奖项，是戏剧类的奖。于是，我也从中接触到肇庆戏剧界的前辈，如去年年底去世的李玮老师，原肇庆市文化馆创研部林炳坤老师等。我了解到，肇庆在五十年代已经成立了戏曲研究会，七十年成立了戏剧评论小组，八十年代肇庆地区成立戏剧工作室，创办《戏剧新作》年刊……这些对于繁荣促进戏剧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获广东省专业戏剧创作评选奖项的人才层出不穷。谢远谋、覃志端、梁志强（已故）等创作的《万花筒—人生百态》《结拜姐妹》《砂煲兄弟》等电视系列短剧，使得外界更多了解了肇庆的乡土风情。至于肇庆的粤剧，更是蜚声海外。肇庆粤剧团创建于1960年，素以行当齐全，阵容鼎盛获社会赞誉。肇庆还是粤剧的发源地之一。清康熙21年至26年，两广总督吴兴祚令家伶演以侑觞，这就是粤剧的雏形，它比道光年间佛山琼花会馆的李文茂还早140年。
在小说方面，其实以肇庆为背景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早期便已出现。晋代干宝撰的《搜神记》中的志怪小说《鹄奔亭》，故事发生在高要县和广信（封开）县，女主人公是广信县妇女苏娥，时代背景是东汉。唐末文学家裴铏的传奇文学作品《孙恪传》（又称《袁氏》），故事发端和结局在端州的峡山寺和羚羊峡。
建国后，肇庆的小说创作得到较大发展。我对肇庆小说创作的认识，多是80年代后的，因我了解到一些当时在小说创作方面较突出的前辈，要么聆听过他们的讲课，要么从文友口中得知一些情况。如八十年代因小说创作成绩突出调到省作协的邹月照老师（已故），熊诚老师，当时因一部在《人民文学》头条发表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惊艳文坛，与刘索拉并称“南北二刘”的刘西鸿……我参加工作不久，便加入了当时的肇庆市职工文学社（后改名为“西江文学社”），结识到一些文友，不少人是从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社初创便加入，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至于从1979年便开始举办的端州城区“五四”征文活动，至今已历时四十个春秋，为当地扶植文学新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也参加了几届的征文赛事。九十年代初举办的“星湖之春”征文评奖活动，是肇庆市的品牌文学活动，现在活跃在肇庆文坛的中坚力量，就是当年在“星湖之春”征文活动中获奖的文学爱好者和学生。更为难得的是，现在的肇庆作协，一直在坚持举办这个“星湖之春”征文。立足本土，多年的积累与深耕，让肇庆的文学得以传承下去。
肇庆是历史文化名城，地处交通要冲，仕宦、流寓、过境的名人、文学家代有其人。他们在肇庆写景状物、寓目遣怀，留下大批诗歌，其中不乏佳作，肇庆的诗歌园地也得以丰富多彩。端州入诗，始于唐代初年。唐代的宋之问、张九龄、李贺，宋代的梅尧臣、周敦颐、黄庭坚，元代的范椁，明代的陈献章、伦文叙，清代的屈大均、朱彝尊，现代的郭沫若、齐白石、启功等先贤文豪，以及当代知名的作家诗人，皆在肇庆留下精美的诗文。去年离世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温远辉在2010年为《肇庆当代新诗选》所作的序中就说到，肇庆不仅古体诗词繁盛，新诗创作也新人辈出。早在九十年代，西江诗社（后改名为肇庆诗词楹联学会）便团结了一大批诗歌爱好者，出版《西江诗词》报，历年成果不断。进入新世纪，2011年，肇庆市作协、肇庆市诗歌学会创办《星河诗刊》，连通了外界，对外树立了肇庆诗坛良好的形象。八十年代以来，关飞、白炳安、徐金丽等，用诗歌对肇庆做了诗意的表达。
肇庆的散文创作早于诗歌。西汉末东汉初年，封开陈钦、陈元、陈坚卿一家三代是“粤人文之大宗”。到明、清，肇庆的散文局面大开。抒发情志的作品增多，作者已形成群体，文集数量大增，各县都有，并且那时候的散文已经从应召应需发展到有意识、有理论、按技法创作阶段。历代来肇的文人墨客，除诗歌外，也留下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如，唐初沈佺期的《峡山赋》，李邕的《端州石室记》，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陈锦润、唐希明、赵凤平、唐文明等作者，均在散文领域写出了个人特色。在报告文学方面，何初树、钟道宇、林炳坤、张富文、张东升（已故）等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黎保荣：我还想谈一下肇庆的网络文学。佟婕（道葭）、扎西拉姆·多多、海的温度、葵田谷、搜异者、赵善军、聂怡颖、申示山人等网络作家都可圈可点。例如海的温度，原名徐爱丽，原先学会计，后来读哲学硕士。她目前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小说10部，其中包括《闻香榭》系列4部，《忘尘阁》系列4部，《龙隐轩》系列也已出2部。她的作品虽然有其缺点（如结构方式的自我重复），但文采不错，情感处理也蛮好，其中的情感都很痴，但又显得真实；艺术逻辑相对严谨，每个故事都没有什么大的漏洞与脱节之处，不愧为哲学硕士；其作品的玄幻色彩主要体现在个别神怪角色身上，但是通读下来，其人生色彩反而冲淡了其玄幻色彩，可谓“市井玄幻小说”。
杨芳：肇庆的网络文学发展没有外面迅速，跟上网络文学时代的节奏比较慢，直至近几年，才有几位网络文学作家冒出来，这大概与肇庆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系。肇庆外来人口聚集不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多，新肇庆人中，从事文化事业、文艺创作的人数偏少，搞网络文学的更是寥寥几人。
黎保荣：其实也有例外，例如河源经济不发达，但网络文学表现比较突出。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第四个问题，即文学地理中的作家走向如何？
按照我的观察，肇庆作家有四种文学地理走向：一种是“扎下去”，即肇庆土生土长并在肇庆发展的作家，例如钟道宇、覃志端、林炳坤、徐金丽、白炳安、李罗斌、林盛彬、李美玉、八炎奎、苏泽明，以及你。另一种是“走进来”，即从外地走进肇庆，并在肇庆工作生活的作家，如陈陟云、何初树、赵凤平、张东升、陈锦润、唐希明、唐文明、蔡俊。第三种是“走出去”，即本在肇庆出生，但后来离开肇庆，到外地发展的作家，如陈诗哥、邹月照、高世现、扎西拉姆·多多，以及路魆、梁宝星这两位崭露头角的90后，都是从肇庆“走出去”的。而路魆现在又回到家乡高要从事专职写作，属于“走出去”又“走回来”的类型。还有一种，是有的作家是从外地“走进来”，后来又“走出去”了，例如巫宏振和陈坤浩。
其实从肇庆“走出去”的名气最大的作家，似乎也只有1980年代以小说《你不可改变我》而闻名的刘西鸿，这部写于深圳的小说，其命名似乎成为了1980年代青年的精神标签。作为土生土长的肇庆人，我的困惑在于：第一，为什么那些作家都是离开了肇庆之后，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得以成名？是否真的与肇庆的地理位置并非中心有关？但又为什么肇庆作为省中心两广总督府的180多年间，除了来自西洋、学识甚高的利玛窦，肇庆似乎也没有出现什么著名的文人？第二，我比较了肇庆某些作家作品与广东发达城市的某些作家作品，也许平台也是拉大距离的诱因之一，或者说肇庆文学的平台虽不如别人，但是氛围可以加强。可喜的是，这几年肇庆的文学氛围越来越好，这应该归功于新一届市作协的务实与肯干。
杨芳：我赞同你的观点。
黎保荣：接下来，我们看看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主要关注的是这种影响到底是集聚性的还是融汇性的？所谓“集聚性”，就是主要表现当地（或本土）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地域文化。而所谓“融汇性”，就是将不同的文学地理视野进行交织、交融，并且转化为一种更开阔的文学地理视野与书写，如钟道宇的小说《仙花寺》就将肇庆的自然、人文地理与利玛窦的西方人文地理结合。其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肇庆文化地理，我觉得肇庆文化有着端砚一样的朴实、沉静，也有着惠能、利玛窦一样的开放、浑厚。实际上，即使是单纯的集聚性的文学地理，似乎也可以作为创作的富矿，例如马尔克斯、福克纳、鲁迅、沈从文、莫言等中外作家，其小说创作视野就聚焦于他们的故乡。就肇庆来说，“故乡书写”与“西江书写”就值得大书特书，但前提是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度挖掘。
杨芳：地理对文学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然就不会有“京派小说家”“海派小说家”了。纵观中外文学史，作家们具辨识度的作品，无不是依托地理、地域进行创作，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实际上就是以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为原型的。哥伦比亚是马尔克斯的灵感之源，到哥伦比亚去就会更理解魔幻现实主义。而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汪曾祺的高邮、苏童的香椿树街……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可谓如影随形，深深地嵌进了作家的血肉中，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的汩汩源泉。
一生只能写故乡主题的作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那样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邮票般大小的故乡”生活的作家，二是成为逃离故乡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一辈子在书房里依赖故乡记忆写作的作家。但单写故乡美好的景物与风土人情，是没法让一位作家真正深刻起来的，作家一旦开始用“美图秀秀”式的写作方式来写故乡主题，通常也就到了捉襟见肘的时候。莫言很早就提出“超越故乡”的观点，“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如此，作家才能真正解脱成为“故乡的逆子”的精神压力，成为不再被故乡戴上纸枷锁的自由写作者。坚持写故乡主题的作家们，其笔下的故乡也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味道了。这个时候，更期待有“逆子型”的作家，去勇敢触碰故乡的隐秘与疼痛，写出震撼的、可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
在离开故乡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故乡的思念，一直以个人日记的形式记录着，而呈现于文学作品中的，并不多，以致心里往往有歉疚之感，我为故乡做的事太少了。虽说“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然而这几年，随着父母来肇庆定居，我回故乡的次数更少了，可对日渐老迈的外婆，对故乡的山川河流，风物人情，却时时萦于心怀。于是，我开始了对故乡的回望，虽然有许多画面已经泛黄，但却可以在情感的洗涤下清晰得让人不敢相信，因此，我相信文学是常温的，是隽永的，是恒定的。以故乡为题的写作，还会持续在我的生命中，不因时间流逝而陈旧乏味，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那些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那些藏在心底的秘密，生死别离的大事和柴米油盐的小事写下来，像留住平静暗夜中乍现的烟火，像热茶又像烈酒，可独饮，亦可宴宾客。
对于西江或西江文化带，我觉得值得写。人类文明的叙事总是从江河开始的。人类文明，就是江河滋养的文明。江河的意义，却是居住在这个蔚蓝色星球的人类赋予的。我身边的这条熟悉的西江，无论是自然之江，还是人文之江，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她值得书写的故事，有很多。
黎保荣：是的。最后，我们谈谈第六个问题，即文学的去地理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如何？
杨芳：其实新生代的作家，很多是没有故乡的人，也许是因为“故乡”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出生在城市的年轻作家，更喜欢写科幻、玄幻、穿越、都市等题材的作品，而对故乡题材嗤之以鼻。
黎保荣：所谓文学的去地理化，是有的文学作品可以做到没有鲜明的地理或地方色彩。刚才您说的当然没错，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不写故乡不等于不写地理，例如梁宝星的小说《金属婴儿》并未写故乡肇庆怀集，而是以他上大学的地方江门为写作对象。那种水上人家的生活让我想到了沈从文的冷寂和庄子的天地逍遥。另外，文学地理不完全等于自然地理影响，也可以是一种受到当地（本土）人文传统（人文地理）无意识渗透而造成的风格、氛围、气质。
真正的去地理化的创作，我想大概有几种类型。一是某些科幻小说，如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月界旅行》，它们超越了现实的世界，并非一般的文学地理所能概括的。二是某些网络小说，例如玄幻小说、架空历史小说甚至某些都市题材网络小说，不少“地理”都是一笔带过，主要是由天马行空的想象或小白文式的对话构成。三是冥思型作品，例如史铁生的《病隙笔记》，就是对一个个人类的命题进行冥思苦想，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地理色彩。四是实验性较强的作品，例如孙甘露的小说《信使之函》，其中的地理色彩是非常稀薄的。
从这几方面来说，文学的去地理化具有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因为有时候过度的地理色彩，反而阻碍了作家的思想自由。文学是人学，只要能够达到隐喻人性、历史和人的处境的目的，文学便算是尽了使命；同时，文学也是一种语言艺术，能让人领略语言、形式之美，足矣。肇庆文学处于边缘地位，但边缘也有边缘的价值，不必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可以仰望星空，但也必须脚踏大地。追求一种有根的文学与有思想的文学，总有自己的园地。谢谢您能牺牲宝贵的时间来对谈肇庆文学，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详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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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5 17: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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