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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逢父亲忌日，我都会写一篇文章作纪念，但很少涉及他的学术
方面，父亲是一位学者就未免遗憾。所以，今年是父亲逝世十五周年，我尽自己的能力，在这方面写一点东西。
一、先父对粤剧起源的探索
1965年，先父在中山大学师从王季思先生(王起教授)学习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正欲施展学术抱负，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十年，先父年富力强的十余年付之东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艺术开始解禁和复兴，1977年后，先父在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的文艺评论发表了大量文章，为它们的复兴鸣与鼓。先父这些工作也获得社会的肯定，1980年，他出席了“广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82年底，他参加“全国戏剧评论工作会议”（见下两图），如果先父按此路线发展会“很红”，至1985年《南风窗》创刊时，还曾请他和谢望新（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省作协副主席）等任编委，因为，每月有五十元报酬（相当于他当时月工资一半），他怕影响不好及工作忙而推谢。与此同时，时代也向先父敞开另一条路线。
（1982年12月北京，全国戏剧评论工作会议，与周扬、夏衍、刘厚生等文艺界前辈合影）
改革开放后，1979年春，香港出现了返乡探亲潮，香港的电影、粤剧史研究者余慕云先生第一时间到广州搜集资料，先父所在的“省戏剧研究室”成了他的主要目标。余慕云先生终生以收集和研究香港电影为乐事，香港的圈子很小，粤剧电影也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与粤剧界也有广泛交流，并参与粤剧方面的研究。后来，他收集的电影资料成为香港电影资料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香港电影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他获得香港“紫荆勋章”。
（1979年3月，先父的日记，记录香港余慕云先生来访。）
余先生的到来给先父带来了港澳及海外粤剧和粤剧研究的重要信息，也
将香港中文大学的粤剧研究者梁沛锦博士介绍给先父。
梁沛锦先生大学毕业于香港新亚学院，是钱穆先生的学生，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粤剧，七十年代，他的博士论文是《粤剧(广府大戏)研究》．这是一部近二百万字的巨著，其中论文部分三十多万字，资料部分一百多万字，由于粤剧是中国戏曲在海外影响最大的剧种，也是商业化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种，所以，梁先生从粤剧剧目着手，1979年初，他撰写的《粤剧剧目初编》出版，收集了九千余个粤剧剧目！并正欲补充内地的粤剧剧目，以及撰写粤剧史专著，所以，他非常急切地与“省戏剧研究室”和先父建立业务联系，进行粤港粤剧资料交换，到广东对粤剧老艺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召开粤剧老艺人座谈会。为此，他还向省戏剧研究室赠送了“面包车”车辆和复印机。1982年10月，梁沛锦博士出版了《粤剧研究通论》（注：近“粤剧史”性质）；1985年2月，出版了《粤剧剧目通检》，该书补充了数千个粤剧剧目，并在书中第一部分“粤剧剧目编写缘起及体例说明”中说：“1981年正式获得广东省文化局戏剧研究室提供所藏资料，再作补遗三，现共有剧目已达11360个……”
2000年，梁沛锦博士也因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获得香港“紫荆勋章”。
（1979年底，先父与梁沛锦博士访谈老艺人作口述历史考察）
（1980年夏，先父与梁沛锦博士组织召开粤剧老艺人座谈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粤港两地部分粤剧研究者，左一黄镜明、左四郭秉箴、中间余慕云、右四先父、右三黄雨青、右一梁沛锦博士，在广州光孝寺留影。）
余慕云先生、梁沛锦博士与先父自相识之起，在学术上一直相互支持和欣赏。他们带来的信息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令先父重新用研究生的“古典文学”专业与地方戏曲相结合，开始了地方戏剧史方面的学术研究。
1979年12月，先父与同事黄雨青合作发表了《粤剧源流初探》（《戏剧
艺术资料》1979年第2期），论文近一万字，对粤剧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论文开宗明义说：“我国地方戏曲，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在地方小戏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剧种的某些艺术因素而发展成为富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剧种，另一是外来剧种流传到某地，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结合，从而形成既有原来剧种特征，又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型戏曲剧种。粤剧属于后一类型的地方戏曲，它是由梆子二黄系统的戏曲同广东粤语地区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论文认为粤剧起源于明代迄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时隔约一年多后，省粤剧院的老编剧莫汝城对此论文发表了《关于粤剧梆黄源流问题——与〈粤剧源流初探〉作者商榷》（《戏剧艺术资料》1981年第4期，文章约7000字。），文章说“《初探》提出，从粤人自组戏曲班社，并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时起，就应作为粤剧的萌芽。这个意见，笔者甚表赞同。”但是，他着重在粤剧的声腔方面，以己之见否定粤剧的起源于明代中叶，并指责先父的“治学态度”。为引发对粤剧历史的学术探讨，同期的《戏剧艺术资料》将先父和黄雨青的回应莫汝城文章《梆子、二黄果真是清中叶才先后形成的吗？——也与莫汝城同志商榷》（约9000字）一并刊登。1982年底，莫汝城又写了《细寻踪迹观流变，莫认曲牌作板腔——关于粤剧梆黄问题答赖伯疆、黄雨青同志》。先父对此文并没有回应，因为他作为古典戏曲研究权威王季思先生的研究生、黄雨青先生则是年长于莫汝城的戏剧研究者，是不能接受“曲牌与板腔分不清”的侮辱。这些如果只是学术争论也就罢了，后来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证实真相并非如此（见本文第二、三部分）！
先父对粤剧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
1986年初，在广西召开的“两广粤剧邕剧历史讨论会”上，先父宣读了论文《试谈粤剧的形成》（刊于《两广粤剧邕剧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广西艺术研究所编一九八六年八月。）全文约一万一千字，先父将在佛山市明代琼花会馆遗址出土“琼花水埗”写入该文，它对《粤剧源流初探》提出的观点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该文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文献；更多的戏曲史料；并在戏曲的方面，进行了粤剧和秦腔的比较、粵剧和西秦戏的比较、西秦戏和秦腔的比较，全面地论述粤剧的形成。该文也进一步支持和完善先父粤剧起源的观点。
1988年7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粤剧史》（先父与黄镜明合著），对粤剧起源，尽管引用元末明初广东人孙蕡所作的《广州歌》，说明以地方方言演唱的可能存在，但是，他为不失学术的严谨，还是以明末粤剧行业组织出现和“琼花水埗”石碑实物，作为粤剧成为一个大剧种的标志，为粤剧起源。
2001年12月，先父的专著《广东戏曲简史》出版，他将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克路士”所著《中国志》，发现的粤剧起源更早史料写入《广东戏曲简史》（P53-P54）。在先父逝世前一年的2004年，他还专门撰文《四百多年前广州洋人眼中的粤剧》（载于《南国红豆》2004年第5期 ），该文说：“从《中国志》书中所描写的情况看来，这些繁忙演出的戏班，是由广州当地人组织的本地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广班”、“广腔”、“粤剧班”的戏班，其根据是：......”
论述后，先父强调“克路士”所看到的“粤剧”，已颇具规模和比较成熟，同时，该文最后写道：“何况一个地方剧种的形成，非经历数十年时光的培育和打磨不可，因而，粤剧历史的上限仍有上溯探寻的余地。”据《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的序文介绍，《中国志》的作者“克路士”是1556年冬游历广州的，也就是说在十五世纪，粤剧已在酝酿产生中。
二、先父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
在二十一世纪后，先父在为名人辞典性质的《艺术人生》撰写了人生经历总结性的文章《戏剧情缘 治史生涯》，在学术成就上无只字片言提及参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戏曲志》丛书是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并跨第七个五年计划。在1983年初提出，1983年8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张庚先生是总负责人，分卷主要参与者获得许多荣誉和政治经济待遇。在这里我也只想用时间轴的照片说话：
1、1983年9月，在长沙，先父代表广东参加首次的“中国戏曲志编纂工作会议”。（第二排左五者）
2、首次“中国戏曲志编纂工作会议”后，先父参与的主要工作。
（中间为省文化厅长唐瑜、右六为主编郭秉箴、左五为先父）
（中间是省文化厅书记郑达、左七为先父。会议是省内各剧种史的撰写问题，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相协同。）
（先父是会议的组织和召集人，为尊重老艺人，他站在第二排右一）
3、1984年10月（22-26日），郑州。先父（第二排右六）代表广东参加《中国戏曲志》全国第三次会议（签订协议书）。
4、1984年11月，《中国戏曲志》全国第三次会议后，参会代表到湖南的祁阳考察戏剧，先父与张庚等交谈。
5、“广东卷”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6、先父一度担任“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委员”。
（1986年底，先父履行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的工作。）
7、关于先父调离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和“辞去”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委员。
1985年，是先父的多事之秋。先父从1980年任省戏剧研究室副主任，省戏剧研究室改名省艺术研究所后任副所长。主任、所长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对业务不熟；另外的副主任、副所长是郭秉箴，是解放前就参加工作多年的学者，他的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他们对先父的工作是非常信任和放手的，所以，这段时间先父的工作负担异常繁重，对他的身体也造成伤害。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经济上普遍贫穷，省艺术研究所为了增加工作人员的收入搞创收，1984年底，申办小报纸。根据先父的日记，他对办小报是早有看法：“1981年1月10日，省文化局副局长唐瑜提出戏研室要考虑办小报，当时父亲表示：‘办起来以后矛盾很多，办不办要开会讨论一下。局党委书记郑达也表示不办为好。”可见办小报对先父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1985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的粤宣复字[1985]第17号文批准了《艺海》小报出版发行。为适应市场与佛山市团委属下公司合作，1985年1月24日，《艺海》改名为《花街》，先父是该刊编辑部负责人，但他正在负责《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编纂和写《粤剧史》根本无暇顾及，主要由其他三个同事负责运行。1985年2、3月，《花街》二、三期合刊出版发行，结果因内容有红线女的女儿红虹出走事件就出事了，根据先父的日记，他看到版面后是直接电话通知佛山的印刷厂停印的，但由于印刷厂是与佛山市团委属下公司签的协议，所以，通知并没有起作用，第一次印十万份，后加印了三次，共三十万份，已售出274000份。当时正值中央整顿出版领域，该小报就停刊了。（编辑部的其他三位同事，后来也陆续调离省艺术研究所。）
许多不好的事情是接踵而来，这一年省艺术研究所的老所长离休，因为小报事件，文化厅安排艺术处一位停留在副处长职务上多年的老同志任新所长，他资格老也很强势，同年下半年，郭秉箴因心脑血管病突发逝世,黄雨青先生则移民加拿大，文化厅为加强《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工作，又从其它处室调入一位副所长，此人也是先父中大的师兄，因为没读研究生比先父早五年到省文化局，先父的工作人事环境完全改变，因此，先父萌生调离意念，恰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组建“文学研究所”，先父的导师王季思先生作了推荐，当时，文化厅对先父是作了挽留的，要安排他另一个处室“省群众文化（艺术？）馆”任正职，但先父是断然拒绝去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是想摆脱行政事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专心去搞学术，他的文学研究所工作证发放日期是1986年4月14日。
先父调离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后，是否有继续参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工作？我暂时无法确切回答，但是，1987年初，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坚持给先父颁发“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聘书，此时，先父已离开省文化厅最少九个月了；据《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后记，1987年3月，《中国戏曲志•广东卷》改组编辑委员会，两者是否存在关联就不得而知。改组的结果估计是《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精装版的“双主编”：先父的师兄和省粤剧院的莫汝城。但是，1987年6月6日，香港中文大学梁沛锦博士给先父的回信（见下图），可以看出此事的真相：先父显然是将《中国戏曲志•广东卷》改组编辑委员会、自己“辞去”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以及自己第一本专著《粤剧千里驹》出版告知梁博士。梁博士一方面是“看了你的信，久久未能释怀......”，另一方面是“如今进行戏曲志大计，有如廿四史之编订，兄当落力参与，以竞全功”。显然先父是迫不得已离开《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的编纂工作。
（1987年6月6日，梁沛锦博士给先父的回信。）
从孔夫子旧书网，可知《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初稿1987年9月已完成出版（见下图），考虑审稿和铅印排版，初稿完成更早。
从以上时间轴的事实，相信社会能看到先父参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的深度和程度。
1988年10月，国家两部委等为先父参加《中国戏曲志》编纂工作颁发纪念证书，相信它多少也给了先父一点安慰和释怀吧！
三、谈《粤剧史》与《广东戏曲简史》的体裁等
《粤剧史》是中国戏曲剧种丛书的其中一本，该丛书与《中国戏曲志》“工程”，几乎是同时展开的。由于先父任职省艺术研究所是承担《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的部门，所以，《粤剧史》的写作任务，最初是邀请省文化厅系统其它部门两个适合的人来做，因为他们曾参与六十年代初的粤剧传统艺术调查研究班工作。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广东省剧协主席李门先生为《粤剧史》所写的序文说：“《粤剧史》的编写任务不轻，在一些人知难而退的时候，作者们却能勇于承担，孜孜以求，卒成此作。”《粤剧史》撰写的中途，黄雨青先生移民加拿大，并提出不署名，据省剧协主席李门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文，该书初稿应该完成于1985年底，离黄雨青先生移民只有数月，虽然该书在1988年7月才正式出版，黄雨青老先生真是非常淡泊名利的人！此书，从开始至出版跨度六年。
（1983年6月，先父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戏曲剧种史讨论会”。）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门与《粤剧史》作者讨论工作）
在铅印出版年代，《粤剧史》出版是经过许多国家级专家审稿通过的，当时，参与审稿的包括《中国戏曲志》的副主编马彦祥先生，大多数专家认为体裁上有创新突破都极为认同，包括张庚、郭汉城、刘厚生先生。1997年11月，第五届中国戏剧节在广州举办，他们还约先父在华泰宾馆见面，张庚尚记得1984年到祁阳看目莲戏的事，张庚说他已八十八岁了，他们这一代人是加天、地两岁计算的。（据先父的专文“第五届中国戏剧节，拜访张庚、郭汉城、刘厚生同志”）
《粤剧史》正如戏剧前辈李门先生在《序》中所说：一般史书写作，都是以时间顺序从纵的方面去展开，《粤剧史》却采取纵横结合的方法，即在某些章节里用时间顺序去叙述；而在某些章节里却分门别类、以横为主地来写。看起来，这种编写方式也可尝试，好处是可以使问题论述得更集中一些。
该书另一个作者黄镜明（90年代移民美国），曾写信给我，将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期间，业余查阅收录对《粤剧史》反应，综合简介如下：一、初版《粤剧史》在“编目体例、篇章设置及写作手法方面”，能够“详略得当，繁简有序”，史志结合，突破了“史纵志横”的传统惯例。做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类系事，以事系时。能够“抓住重大事件、重点章节，浓墨重彩地写深写透”。二、“寓议论于叙事之中，艺术与史实熔于一炉”，力求公正、客观、持平之余，又不失旗帜鲜明。“不少论点虽属一家之言，却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有助于学术探讨和争鸣”。如粤剧渊源和初步形成的上限等；又如如何持实事求是态度对待三、四十年代的剧目评价等。三、“史料丰富精审，涉及面广，起到拾遗补缺、钩沉抉微的作用”。这些，跟作者事先参阅大量史籍资料和广泛采访口碑，勾稽大量有关省、府、县地方志书，整理发掘许多鲜为人知的史述等，有决定性的关联。四、可读性强。令人可喜可贺的是：“该书尽改传统史志书籍枯燥乏味之表述手法，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娓娓而谈””。它除了可以满足专业艺术人员、史志工作者或某项专题研究者之需要外，还可以在多层次方面，最大限度地适应对粤剧抱有“怀旧”心情的读者的口味。最后，有评论者认为：“某些不宜遗漏的一些史实，未曾见之表述”。例如有“粤剧行当大检阅”之称的《六国大封相》，其上限起码始于何时？编剧者为谁？等；再如粤剧之在广西和在上海存在的历史和现状；粤剧具有特色之“下四府班”表演艺术之挖掘及介绍欠缺；对粤剧五大唱腔艺术流派只以五大老倌作为标志范围，这与存史“求全”，尚有某些距离。
我以外行知情人看来，《粤剧史》的这种体裁，可能是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1982年中，香港中文大学梁沛锦博士已出版了《粤剧研究通论》，虽然没有以粤剧史之名，但它是按史的体裁去写的，所以，如果《粤剧史》按史学规范去写，势必有许多类同和重复，同时，可能会超出丛书的出版篇幅字数要求；第二方面，戏剧是综合艺术，的确可以从历史文化、演员、剧目、编剧、行业组织、唱腔音乐等方面去写；第三方面，戏曲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环境下，它处于危亡之中，如果完全按史书的方式去写，不利于大众对粤剧的认识，不能真正发挥《粤剧史》的现实作用。例如：佛山市博物馆的程宜女士是外省籍人，曾对我说是通过《粤剧史》认识粤剧的。
但是。某些同行却对此书风言风语：缺乏史学规范、以讹传讹、自己的话过多......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因放弃《粤剧史》的撰写机会肠子悔青了！更可笑的是，先父在省艺术研究所同事华叔叔对我说过一件事：在一次粤剧艺术研讨会上，先父作了发言，当时先父的师兄并不提出问题，在先父上洗手间时，这位师兄马上说赖伯疆的发言那些、那些是错误的。对这些先父是从不回应的，但的确又是他确实的学术“遭遇”！这样的学术“遭遇”，相对先父的另一本专著《广东戏曲简史》出版，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为建设文化大省开始《岭南文库》工程。先父作为第一批作者人选才参加会议。（见下图）。
先父具体接受《岭南文库》的任务时间，应该在1992-1993年间，最初的书名为“《岭南梨园史》”1994年9月，因先父的心脏病病发一度中断，1996年4月，书的初稿送审。很不幸《岭南文库》的编委选择了学术上与先父有冲突的莫汝城，此君也不回避接受了任务。所以，发生了数月后初稿“8月仍未落实审读”，后来，审读者更在初稿上乱涂改，先父非常愤怒向《岭南文库》编委要求改该书的审读者。1998年3月4日，《岭南文库》编委、广东出版社的巨头们岑桑、曾宪志、冯伯秋与先父在广州市长大厦碰头协商（见下图）。“岑桑表示歉意，不了解审读者与作者背景，修改时以作者意见为准......”达成了共识。
此后，先父按史学规范进行了第二、三、四稿的撰写，最后，在2001年12月，以《广东戏曲简史》名称出版，前后历时近十年！2002年，该书在中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第24次优秀社科读物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图书奖。
先父此两书出版过程和出版后某些人的反应，是某些人因为比先父早工作，对先父的学术成就，作为挑战了他们的“地位”和“尊严”的一种反应，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与先父对参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不发一言形成鲜明对比。
2000年，粤剧艺术大师马师曾诞辰100周年，为举办纪念活动，有关部门决定出版纪念文集。文集的主编人选，相信红线女有一定的决定权，红线女的眼界是何等高的人啊？尽管先父在1978年初奉命撰写了批判红线女的主稿；1985年，发生“《花街》小报”事件，涉及红线女的女儿；在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薛觉先、马师曾在艺术、商业上有“薛马争雄"之说，先父则著有《薛觉先艺苑春秋》一书，他对薛觉先的粤剧艺术颇多褒扬。最后，先父还是担任《粤剧艺术大师马师曾》的主编。
四、“学术晚辈”对先父的学术“非议”
十年前，我已经看到余勇著的《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2009年9月出版）一书（下称“余书”），书中对先父著作种种诽谤、甚至恶意，但是，又大量不规范引用。当时，我很愤怒，有要起诉他的想法，后来想了一下，这种人只不过自讨其耻罢了，但心中一直留下了个结。不久前，我在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看到“余书”以粤剧史的姿态放在展柜里，而先父的《粤剧史》则不见踪影（见下图）。这不仅影响先父的学术声誉，也有损学术公平和广东文化，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与私与公都必须维护！
（一）、余勇在书中对先父的诽谤及为什么说是诽谤？
余勇在书中的“绪论部分”“拟对目前粤剧史界十分流行的几部著作略作评论”，涉及先父的两部著作（见下图第三点），他的评论令我十分震惊，当时，余勇虽然供职于“广州市红豆粤剧团”任团长，但先父离开省文化厅已二十余年，可能素未有工作交集，评论居然是这样不顾客观充满恶意，构成除了实质的诽谤！除为抬高自己后面的“研究价值”外，我实在找不到其它原因。
下面我就以事实回击这些恶意诽谤：
1、所谓的著述“史料不足”。《粤剧史》引用和主要参考资料目录有三页之多（见下图《粤剧史》P400-403），包括了余勇的“博导”汤开建在“余书”序言所说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出版的《广东戏曲史资料汇编》本已是广东戏曲研究之重要‘史薮'。”；《广东戏曲简史》则引用和主要参考资料目录有五页整。同时，余勇在说此话时，是否考虑到这是二十年前的书？此间，又有多少相关的史料被发现？如果他已看到这些，是何居心？
2、“余书”中说：一是对已有的史料，没有考证，有些史料的引用存在明显的错误或不准确，比如《庄渠遗书》是魏校所撰，但在其《粤剧史》里却把把作者写成归有光①。
事实是什么呢？先父书中是：（引自明归有光编次《庄渠遗书》卷九《公移》），见下图：
如果余勇理解不了“编次”何意，我就说说：魏校，字“庄渠”，归有光是明代著名学者，字震川。归有光是魏校的学生，归有光编辑有老师魏校的文集《庄渠遗书》，后来《庄渠遗书》被清代的《四库全书》编纂入书。余勇不是文字理解能力有问题、不懂版本知识，就是对先父的污蔑！
“余书”中说：“在其《广东戏曲简史》里，把人名“果尔敏”写成“杏岑果尔敏”，把书名《洗俗斋诗草》写成《洗溶斋诗草》②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比较多。”
我认为先父是见“果尔敏”的诗文，将“果尔敏”及字“杏岑”，两者并列了。余勇在书中对“杏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并仍以“果尔敏”使用。据台湾省出版的《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魏秀梅编，“果尔敏”实是“果勒敏”（见下图）。余勇是实在的“没有考证”！
至于把书名《洗俗斋诗草》写成《洗溶斋诗草》，我认为可能是先父因为1978（7？）年参加北京的全国文艺汇演，因寒冷和工作时间长留下了手疾，字写得一直较潦草，排版人员输入错误，第四版时，赶在年底出版（2001年12月出版）校对不及所致。
“余书”这类型错误并不少见，本条文中，“但在其《粤剧史》里却把把作者写成归有光①。”，不显然多了个“把”字?
余勇显然是严于待人宽于待己了！
3、“余书”中说：“二是二十八万字的《粤剧史》，竟然没有一个注释，从其资料引用中出现的错误来看，说明他没有看或者没有认真看原始资料，缺乏史学规范。”
《粤剧史》能经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戏曲专家们审读通过出版，此说根本无需与之争论。“史学规范”问题，我也在上文第三部分作了充分说明。
但是，我需要说明的是在铅印出版年代的学术规范，注释一般在引用前文字提示，或引用后说明出处（见下图）。同时，在书后有“主要参考资料目录”，先父是做得很充分了。余勇此说与批评古人不使用标点符号何异！至于余勇的“学术、史学规范”在下文再议。
（《粤剧史》P7，书出版后，先父新见史料在书中添加。）
4、“余书”中说：“三是自己的“语言”太多，而不是凭史料说话。”
《粤剧史》使用史料多寡问题无需再多说。论述是著书中重要内容，根据史料形成观点需要论述，也是反映作者对史料的理解程度，表达因果、逻辑关系，特别是书涉及内容广泛时，需要很高水平的论述。将论述说成是“自己的‘语言’太多”，只是余勇的个人观点，我仅表不认同即可。
5、“余书”在行文中，对先父的恶意构陷。
余勇出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目的，欺负世人不读书的方式，构陷先父。“余书”的第105页（见下图）
此文乍一看是将先父的“谬误"揪出来，他加于批判。实际上他将先父文章前后截断，甚至可以说恶意“编辑”，观点上则有“抄袭”的成分！（见下图）大家将上下两图看一遍，就十分清楚了。他所引用的根本不是先父原文本意！这显然已不是学术范畴问题了！
（《粤剧史》P11）
“余书”中对先父的诽谤、恶意构陷远不止以上问题，对许多其他粤剧研究者著作论文也存在类似问题。
（二）、关于《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一书的若干问题
余勇在指责、诽谤先父“没有看或者没有认真看原始资料，缺乏史学规范”、“有的史料，没有考证”，他的“余书”又是如何的？
1、“余书”是“资料汇编”还是“专著”？
“余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2009年9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5万字。在十多年前，我曾撰写《唐涤生——蜚声中外的著名粤剧编剧家》、整理先父的《粤剧海外萍踪与沧桑》出版、《粤剧史》的再版，加上先父遗留粤剧资料的丰富，所以，对“余书”的使用资料大多数是熟悉的。2005年初，余勇曾发表论文《粤剧源流初探》于《船山学刊》，约5000字。该文标题与先父1979年发表的论文完全同名，这或许是他博士论文选题的原因之一吧！余勇在该文认为：“粤剧的历史从本地班算起，比较合理。”并引用史料作出推断：“据明成化十七年(1481)，佛山石湾《太原霍氏族谱》(木刻本)里霍氏仲房七世祖晚节翁家箴记载:“一年之景，元宵之灯酒，三月三之扮饰，五月五之龙舟，七月七之演戏，世俗相尚，难于禁革……七月七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之大体……后之子孙，遵吾墨嘱。”、“……由此推断，本地班的建立肯定早于1481年。”这里余勇所引用的史料，最早见于《粤剧研究》总第6期（1988年），佛山市的陈志杰先生撰写的《从佛山看粤剧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见下图）。
【《从佛山看粤剧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作者陈志杰，原载《粤剧研究》总第6期（1988年）】
2009年，在“余书”中，他再次引用此史料，显然是找回原史料的版本在注释中细列，就显得“原始发现”（见下图）。
（源自“余书”，原文与注释②，族谱名少“崇本堂”。）
可惜在引用清代《四库全书》“魏校”史料诋毁先父时，不知《四库全书》中“魏校”史料源自明代归有光所编辑，将自己的套路暴露。
在“余书”的全书有九百多个注释，这种罕见多的注释，并不是什么学术严谨，在P36至P41，将126首木鱼歌目录入、将《客途秋恨》原文录入、将南音《叹五更》全曲六大段录入。P171至P174，约整三页，则是录入“广东现存明清戏台（戏馆）一览表”，该表许多是粤东潮汕地区的戏台与粤剧关系不大。两项共九页、十一个注释，按每页900字计算，注释占80%左右，有超过6000字，已占全书字数约2.5%，还有900多个注释也是与原文录入相关，有堆砌史料之嫌。所以，我质疑该书是“资料汇编”还是“专著”？
2、“余书”的“学术、史学规范”如何？
“余书”的全名《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从文字角度可以理解为“明清粤剧史”，它对作者的史学、戏曲专业是有较高的要求的。“余书”的“学术、史学规范”如何？
A、先父的《广东戏曲简史》与“余书”的部分目录比较等
（以上为《广东戏曲简史》第一编的目录）
（以上是“余书”的第一、二章目录）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知道写相同的历史时，一定会产生许多雷同的目录结构，这是当年《粤剧史》要采取“纵横结合”写法的原因。
在这里《广东戏曲简史》写“古代的广东戏曲”，可以是有文献及考古发现，上限可很远；而“余书”是近“明清粤剧史”，当年，《粤剧史》审稿时，戏曲专家马彦祥讲过：“剧种史的源流写到父亲就行，不必讲到祖父一代，粤剧如能找到南北曲的痕迹，就可以展开。”所以，“余书”的第一部分是“过分铺垫”，且在这过程中，暴露了他自己的史学素养不堪。
在“余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早期广东民间的歌舞”中，他引用了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善说》中的“越人歌"史料（见下图）。
这一史料的使用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余书”中的“楚国尹令鄂君晰”应是“楚国尹令鄂君子皙”，子皙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公的孙子，前529年，卷入其兄弟间的王位争夺斗争被迫自杀而亡。二是“此越非彼越”，在楚国尹令鄂君子皙时代，楚国的领土仅过洞庭湖南岸。约一百四十年后，楚悼王（？—前381年）时代，到达的最南边疆土是“五岭”的北坡，此后，则是南边界回缩，向东、北方向扩张为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发展史》的图例（见下两图）就是充分的证据：在公元前三世纪，楚国南边界仅在现在的长沙至湘江中游一带。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时，首都是在现在安徽寿县，史称寿春。
陈寅恪曾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与“地"之交叉点。时地不合，情事也不合；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最早的“古越”是对长江以南，众多部落的称谓。“楚国尹令鄂君子皙”时期，广东区域与楚国疆土无关！此越非彼越！所以，“越人歌"史料用于说明早期广东民间的歌舞是不适合的。
“余书”为了论证当时楚国与岭南的关系，在第25页又引用《史记》和《左传》史料。
“余书”中引用：“《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受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至于荒服，南抚交趾。’”
司马迁说“至于荒服，南抚交趾。”是据秦汉的郡县设置的最南端而说。决非舜、禹时期对岭南有实质的影响，以及岭南向中原进行禹贡。因为，岭南地区直至秦国统一岭南时，尚不存在统一强大的部落；舜、禹时期是新石器后期，黄河流域的部落对岭南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在上世纪，国家尚需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说明《史记・五帝本纪》部分有很高的传说成分。
“余书”中引用：“《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楚共王卒，子囊谋谥曰:‘…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③’可见春秋时期楚国已与岭南发生了政治关系。”
我在上文已说明了楚共王时期，楚国疆土只及洞庭湖以南的沅、资、湘江流域后中下游，楚国南疆最远的楚悼王时代，也只到达的“五岭”的北坡。《左传・襄公十三年》中的“南海 ”，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文化对“南方极远地方”的表述，绝非现在的南海之意，是基本的史识。
“余书”更荒谬的是对秦国统一岭南的表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24年)，秦灭楚国，驻军湘桂赣粤边界。‘因南征百越之君’，⑤最先越岭南进的，是由‘尉’屠睢带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约公元前225-前224年(秦始皇25-26年)统一了岭南。”
作者连公元前的使用都是错误的，“公元前223年(秦始皇24年)”与“约公元前225-前224年(秦始皇25-26年)”是个多大的笑话！作者显然是“公元前”与“公元”不分了！
作者对秦国统一岭南的历史的表达水平也是叫人汗颜的，与秦国统一岭南的基本史实相去甚远，实际情况是：公元前223-222之间，以屠睢为主帅率军统一岭南，遭到岭南各部落的顽强抵抗，且令屠睢阵亡，任嚣接替屠睢，与赵佗再率军入岭南，在广西兴安县开挖“灵渠"沟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保障军队的后勤供应，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秦国统一岭南用了八至九年，而不是二、三年！
作者这样的戏曲专业水平和史学素养，有何资格随意批评他人？
B、“余书”的两处文字与先父的著论文字比较谈“学术规范”
余勇在诋毁先父的同时，他的书中则大量引用，甚至有的重要史料论述文字存在很多相同不作注释。下举两例：
①关于《中国志》史料的论述
（以上两图源自先父的《四百多年前广州洋人眼中的粤剧》，原载《南国红豆》2004年第5期）
（以上两图源自“余书”的P82、P83，2009年出版。）
②关于“李文茂起义”的论述
（源自《粤剧史》P17，1988年9月出版）
（源自“余书”的P135。）
以上两例对照，使用“其一至五”、“一是至四是”都不带变！余勇的文字改写，按学术规范是否可以不作注释？先父这些文字，是余勇所说的“自己的‘语言’太多”吗？
此外，“余书”的绪论部分，“国内外粤剧史研究概况"第11页，有：“海外对剧史的研究，主要是香港、澳门和日本学者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如……香港梁沛锦编著的《六国大封相》由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出版;……”不说将香港、澳门列入海外问题，他将《六国大封相》为梁沛锦的主要论著是不对的，但奇怪的是作者在“余书”中，又多次引用了梁沛锦的主要论著《粤剧剧目通检》、《粤剧研究通论》。说轻了可以说作者对梁沛锦的研究不了解，这种论述与实际使用资料的差异，说重了怀疑此书是否是作者本人单独完成？同时，“余书”中许多注释并不规范，不注释作者、出版社及时间或原载比比皆是，更奇怪的是在第212页，引用麦啸霞的《广东戏剧史略》，不注释出版社，居然有第100页、101页，据我手上的《广东戏剧史略》版本，该书32开仅有80页（见下图），真不知道是何学术规范！
（三）、关于汤开建教授的序言与“余书”的“全书之压轴大戏”
汤开建教授是余勇的“博导”，并为“余书”写了序言（见下两图）。我对汤教授的认识仅限于“度娘”，汤教授有良好的学术口碑，在西北、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研究基督教史和中西方历史关系的专家之一，特别是在法国汉学和法国传教士方面，因此，在2009年4月，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教育骑士勋章。史学的范畴非常广泛，戏曲史与地方史相结合的领域，并非汤教授的强项。就汤开建教授的序言涉及先父和粤剧研究一些问题作说明。
汤开建教授序言中说：“赖伯疆先生《广东戏曲简史》中亦有相类似的一章，也写得很精彩，但可惜的是，洋洋二三万字的长篇论述，仅有八个注释，且所引书除冯自由《革命逸史》属原始资料外，其他均为今人之文章，其学术的可信程度大减。而余勇博士恰恰相反……”
汤教授所说的是先父的《广东戏曲简史》的第八章“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海外广东戏曲”（见下图）。
它的确是只有八个注释，但是文中没有注释而注明征引文字的出处并不少，这是该书写作跨度时间长，许多史料是先父更早收集的，写作时仅据摘录写较完整的出处。同时，《广东戏曲简史》要写粤剧、潮剧、汉剧等戏曲简史，需要在有限的篇幅作综述，过多的征引和注释是不适合的。但是，核心先父所写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这可以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也可以是1911年至1949年，先父所征引的八个注释，涉及的粤剧艺人：白驹荣、刘国兴、朱伯强的回忆录等，他们都是有海外亲身演出经历的。这样的“今人之文章”，其学术的可信程度大减？另外，征引林淳钧的巜潮剧闻见录》、周艾黎的《海外潮剧纵谈》都是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他们书中亦征引古人文献，如果这样“其学术的可信程度大减”，难道学术不是站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吗？不说相关的前提条件、事情背景，去评说他人是非常错误的！
汤开建教授序言对学生充满了溢美之词：“以余之浅见，像余勇博这样依据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及文物资料对早期粤剧的起源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经院式研究与考证者，在粤剧史界恐怕尚属第一人。”、“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出版的《广东戏曲史资料汇编》本已是广东戏曲研究之重要‘史薮'，而余勇博士之所见及征引则远远超出该资料汇编，其中数十种文献报刊均为前人之所未见。”
事实上，据我所知香港中文大学梁沛锦博士于1982年出版的《粤剧研究通论》，早是已符合汤教授所说的“第一人”标准。说“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出版的《广东戏曲史资料汇编》本已是广东戏曲研究之重要‘史薮'”，则抹杀了海内外近五十多年的粤剧研究的新发现和成果，是对全世界粤剧研究者的不公！说“其中数十种文献报刊均为前人之所未见。”也只是他一家之言。
最后谈谈“余书”的“全书之压轴大戏”。汤开建教授是这样说的：“该书精彩纷呈，令人击节处尤多。其第六章《清末粤剧在境内外的传播》，既是全书之压轴大戏，又给我们推出一更为宽广的粤剧发展的全新视角，使全书进入高潮而戛然落幕。这一章分别对粤剧在上海、澳门、香港、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的传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考证这不仅填补了粤剧传播史中最为稀缺的部分，而且对上海史、澳门史、香港史及海外华侨史研究中的华人戏剧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对汤教授的说法，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早在“余书”出版前的2009年前，肇庆学院的两位老师，对清末民国时期，上海所有主要报刊，他们系统地收集了所载的粤剧史料，并进行了梳理研究，已有丰富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先父的《粤剧海外萍踪与沧桑》约18万字已经出版。这可能是汤教授所不知的。
“余书”的“全书之压轴大戏”中，其中P281、P282征引了六则史料（见下两图），有三则史料与先父著作相关，第一、第三则见于先父的《广东戏曲简史》P279、P280（见下两图），“余书”并没有注释，或许是汤教授所说的“前人之所未见”；第四则见于《粤剧史》，“余书”则作了注释。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先父征引的史料写粤剧、潮剧均可，因为是用于《广东戏曲简史》，而且，十七世纪末，在泰国的戏曲演出以潮剧可能性为多，“余书”是写粤剧的，所以，“余书”以“广东戏曲在东南亚各国传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初。”、“广东戏”敷衍。
从这两页中我们可以看到年份的错误、人名的错误，以及行文的跳跃不连贯、史料的堆砌问题，也是大家轻易能看到的。
（以上两图源自“余书”P281、P282。）
（以上两图源自先父的《广东戏曲简史》P279、P280）
“余书”的“全书之压轴大戏”结束，也是征引先父的论文（见下图）。
它正确地注释应该是：《“南国红豆”香飘海外——粤剧在海外的传播及其特点和原因》赖伯疆载于《粤剧研究》1991年第1期。
至于大家是否认同这样以“史料说话”，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之一，以学术选拔人才，仍然是现代的重要途径之一，学术的不端和腐败危及国家和民族前途，“倒查20年”，不仅要对官场，也需对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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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8 0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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